当前全球气候政策虽以“碳净零排放”为核心，却未明确界定源头减碳与后期碳移除的平衡机制，导致减排重任过度寄托于未来尚不确定的技术。若仅依赖源头减碳，按现有排放速率推算，满足 2100 年温升不超过 1.5℃所需的剩余碳预算可能在未来五年内耗尽，单纯减排已无法达成地球降温目标。为此，天津大学金超与刘海峰教授团队提出“两条腿”并行的策略：一方面利用风光发电、氢燃料等低碳技术替代化石燃料，另一方面通过植树造林、空气捕集等手段降低大气碳浓度，二者合力加速减排进程并推动技术发展。针对外界担忧大规模碳移除将因占用耕地、消耗水资源而威胁人类生存的质疑，焦念志院士在“海洋负排放与新质生产力”报告中指出，基于海洋生态修复的碳去除与封存策略，能在经济与环境之间寻求平衡，从而消除对技术部署的负面看法。

将减排期望寄托于未来的碳移除，如同使用一把尚未打磨的斧头去劈开巨石，既沉重又充满不确定性。若仅依赖源头减碳，按照目前的碳排放速度，满足 2100 年温升不超过 1.5℃所需的剩余碳预算可能在未来 5 年内耗尽。单纯从源头减碳无法满足给地球降温设定的发展目标，这一事实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迫使行业重新审视技术路线的底层逻辑。

集中大规模采用碳移除技术将面临巨大的资源约束，可能占用大量耕地、增加水资源消耗，对人类的生存造成潜在威胁。这也是外界对碳移除持消极态度的原因之一。面对这种矛盾状态，旧有的“双碳”战略逻辑正在失效，单纯依靠园区和企业自觉性难以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存在经济利益和思想认识阻力。

碳移除的目标不再仅仅是气候责任，而是经济可行性。包括养老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长期机构投资者，正将碳移除作为资本获取的筹码。管理着数万亿资产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将融资决策与清晰、可问责的净零排放途径联系起来，其中碳排放发挥着核心作用。如果没有中期减排目标，随着投资者要求采取可信的气候行动，企业可能会发现自己被资本市场拒之门外。

全球降碳的关键，一方面是源头减碳，例如采用风光发电、氢燃料等降低石化燃料使用比例；另一方面是后期除碳，例如采用植树造林、空气捕集碳等降低大气中碳浓度。当前，源头减碳是世界各国的最重要抓手，但研究人员提出分别独立设定源头减碳目标和碳移除目标的策略，通过设定这两个降碳目标，用“两条腿”走路，合力实现总体的净零目标，从而加快减排进程并促进碳移除技术发展。

焦念志院士作了题为“海洋负排放与新质生产力”的报告，深入探讨基于海洋生态修复的碳去除和碳封存策略，并强调其经济和环境平衡。在圆桌讨论环节，欧洲科学院院士、法国索邦大学名誉教授路易·勒让德，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原主任黄晶，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执行董事阿曼达·莱兰等专家，共同探讨了海洋负排放技术和新质生产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以及海洋产业创新与升级等方面的关联。

2023 年 5 月 26 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斯奎米什的碳工程（Carbon Engineering）创新中心，大型空气接触器正在从大气中吸收空气。直接空气捕集（DAC）技术是一种通过工程机械系统直接从空气中捕集 CO2 的技术，旨在抵消当前的 CO2 排放，并解决过去排放的大量 CO2 仍被困在大气中的问题。净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期限。然而，太多的公司把它当作一个遥远的目标，寄希望于未来的碳减排，而不是现在就采取行动。

这个问题拖延使解决方案更加困难，成本更高，气候风险更严重。碳移除必须在今天就纳入企业战略，而不是作为最后一刻的逃生计划。科学减排倡议（SBTi）一直在为企业气候行动设定黄金标准，现在它正在改进自己的方法。旧的模式——在终点线撤兵——是不够的。新的推动力临时目标迫使企业在大幅减排的同时，也要扩大减排规模。

长期以来，企业一直把碳排视为未来的问题，而现在，碳排放不再是未来的问题，而是企业的当务之急。拖延的公司将为此付出代价——无论是在财务上、竞争力上还是声誉上。今天采取行动的企业将引领企业气候责任的新时代。

早期采用临时移除目标不仅将使自己处于监管趋势的前面，而且还将获得竞争优势。现在采取行动的公司将有机会获得最佳的移除项目，获得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并确立自己的气候领导者地位。此外，那些在移除方面进行早期投资的公司将有助于推动创新和降低成本。正如早期对可再生能源的承诺帮助降低了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从 2009 年到 2019 年，太阳能成本下降了 89%，风能成本下降了 70%——现在整合移除的公司将有助于扩大解决方案的规模，使整个市场受益。

面对这种环境剧变，旧有的决策逻辑正在崩塌。在旧模式下，目标群体倾向于将碳移除视为一种“道德装饰”，导致资源错配和信任危机；而在新模式下，目标群体转向将碳移除视为“生存必需品”，进而引发资本流动和技术迭代的加速。这种差异在评估方式上同样显著：旧模式表现为依赖模糊的自愿承诺，而新模式则呈现基于物理规律的量化评估。

在旧模式下，企业倾向于制定宏大的净零愿景，却缺乏具体的实施路径，导致最终沦为公关话术；而在新模式下，企业转向设定独立的碳移除目标，通过“两条腿”走路，合力实现总体的净零目标，从而加快减排进程并促进碳移除技术发展。这种差异在风险感知上同样显著：旧模式表现为对远期风险的漠视，而新模式则呈现对碳预算耗尽的紧迫感。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认知闭合的需求。在旧模式中，该机制促使人们寻求心理安慰，从而产生“只要种树就能抵消一切”的错觉；但在新模式中，该机制被触发为对科学事实的敬畏，导致对非永久性碳移除的警惕。

北京碳中和研究院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团队日前发现，过去将非永久性碳移除直接用以抵消二氧化碳碳排放的做法，其实是一笔违背气候物理规律的“糊涂账”。为此，他们建立了一套全新评估框架，首次为非永久性碳移除的抵消能力提供了基于物理规律的量化方法，并划定了适用边界。

“这里说的碳移除，是指通过人为手段从大气中二氧化碳并封存起来。根据封存时间长短可分为两类：一类可视为永久性的，好比把碳锁进打不开的保险箱，如直接空气碳捕集与封存，但受技术与成本制约，规模极小；另一类则是非永久性的，更像是把碳暂时‘寄存’在树木、生物塑料等载体里，短则几十年长则数百年，最终全部返回。”

当我们在这些行为上寄托抵消碳排放的希望时，或许很少想过一个根本问题：树木会朽、生物塑料会分解，那些暂时存下的碳，最终还是会回到大气。这样的“暂时性”抵消，作用究竟有多大？

面对这种新模式的核心特征，目标群体必须从“口号式减排”转向“工程化除碳”。具体而言，应聚焦于提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绿色碳汇、蓝色碳汇等负碳技术能力，并对甲烷、氧化亚氮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和减量替代技术进行针对性部署。

同时，应遵循推广类技术的遴选标准，即需具有显著降碳效果且适合规模化应用，避免陷入示范类技术虽有巨大降碳空间和投资潜力，却因经济性不足而无法推广的困境。

近日，科技部等 9 部门联合印发了《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 年）》，通过 10 项具体行动为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绘就了实施路线图。“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技创新是同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

按照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总体安排，该《实施方案》为全国科技界以及相关行业、领域、地方和企业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实施方案》系统提出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创新方向，统筹低碳科技示范和基地建设、人才培养、低碳科技企业培育和国际合作等措施，推动科技成果产出及示范应用。

文件编制遵循统筹当前和长远、统筹科技创新与政策创新、统筹科技部门和相关方面的工作三个原则。基于我国 2030 年和 2060 年的目标，该方案为未来十年的技术突破提供了政策保障。

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由焦念志院士于 2017 年领衔发起，目前已汇聚全球 33 个国家 70 多所科研院校数百名专家学者。该计划旨在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海洋解决方案，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海洋负排放经济论坛”由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主办，厦门海洋负排放研究中心和国际标准化组织承办。该论坛还集中签署了 6 份合作协议，标志着多方共同迈向低碳、可持续的蓝色未来。

当前全球气候政策虽确立了碳净零排放的总目标，却缺乏对源头减碳与后期移除平衡机制的具体指引，导致减排进程过度依赖未来技术的不确定性。面对这一困局，若仅依靠源头减碳，以目前的排放速率，满足 2100 年温升控制在 1.5℃所需的剩余碳预算恐将在未来五年内耗尽，单纯减排已无法达成地球降温目标。为此，研究人员主张采取“两条腿走路”策略，即分别独立设定源头减碳与碳移除目标，二者合力加速净零进程并推动技术成熟。在这一路径中，焦念志院士提出的基于海洋生态修复的碳封存策略，为平衡经济与环境效益提供了新解；而天津大学金超、刘海峰团队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大规模部署碳移除技术虽需警惕耕地占用与水资源消耗等潜在风险，但若能有效结合风光发电、氢燃料等低碳技术替代化石能源，并消除外界对技术负面影响的担忧，将有助于破解降碳难题，确保在消耗化石燃料的同时实现碳的净零平衡。

“将减排期望寄托于未来的碳移除，如同使用一把未开刃的刀去切割危险。”这种比喻形象地揭示了当前政策的盲区。

低碳技术——实现——碳中和：使用低碳或零碳排的技术（低碳经济），例如使用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以避免因燃烧化石燃料而排放二氧化碳到大气中；最终目标是仅使用低碳能源，而非化石燃料，使碳的释放与吸收回地球的量达平衡不增加。

记者 2 日从天津大学获悉，该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金超教授和机械工程学院刘海峰教授联合多家国内外研究机构，探究了如何破解降碳困局，实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该研究有望消除外界对碳移除技术潜在的负面看法，以及关于碳移除大量部署可能消耗更多化石燃料并延缓脱碳进程的担忧。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综述：清洁技术》上。

针对全球气候政策过度聚焦“净零排放”指标，却模糊了源头减排与后期移除平衡点的问题，天津大学金超教授与广西大学刘海峰教授的研究指出，单纯依赖源头减碳存在巨大风险。若维持当前碳排放增速，满足 2100 年升温不超过 1.5℃所需的剩余碳预算恐将在 5 年内耗尽。为此，团队在《自然综述：清洁技术》上提出“双轨并行”策略：将源头减碳与碳移除设为独立目标，以“两条腿”走路合力达成净零。这一路径不仅加速了减排进程，更旨在消除外界关于大规模部署碳移除技术将挤占耕地、消耗水资源的担忧，回应了焦念志院士关于海洋负排放需兼顾经济与环保平衡的呼吁，从而为破解降碳困局提供更具确定性的技术路线图。

全球降碳的关键，一方面是源头减碳，如采用风电、氢燃料等能源，降低化石燃料使用比例；另一方面是后期除碳，如采用植树造林、空气捕集碳等方法，降低大气中碳浓度。当前，源头减碳是世界各国的重要抓手。

但是，按照目前的碳排放速度，如果要达到 2100 年温升不超过 1.5℃的目标，剩余的碳预算可能在未来 5 年内耗尽。因此，单纯从源头减碳无法满足给地球降温设定的目标。在这一背景下，碳移除是实现全球碳排放降低、给地球降温的重要举措。

控制着 1.5 万亿美元资产的机构投资者发出警告：资产管理公司必须加强气候行动，否则将面临失去支持的风险。未能整合搬迁的公司面临失去长期资本的风险，并因感知到的气候风险而面临估值折扣。

科学减排倡议（SBTi）正在修订其企业零净标准，并在 2025 年启动公众咨询和建立专家工作组的目标是什么？一个更强大、更清晰的框架需要真正的行动，而不仅仅是遥不可及的承诺。主要变化包括：临时移除目标——一个结构化的路线图，供企业现在实现。

环境变化并非一时之风，而是长期趋势。唯有思维升级，才能在不确定的新环境中找到确定的生存之道。

不是利用资源和权力去控制行为，而是吸引和激励；不是制定宏大的目标然后决心实现，而是做另一件事顺便实现目标；不是看向内部的资源，而是看向外部——你是否影响了别人的主动选择和认知。

碳移除如此复杂，懂得了碳移除，自然能更加了解人类与自然共生的本质。

碳移除不再是气候叙事中的“备胎”，而是企业生存逻辑中的“主引擎”。当旧有的线性减排思维遭遇碳预算的物理天花板，唯有将源头减碳的紧迫性与碳移除的工程化落地深度耦合，才能构建起抵御气候风险的坚实防线。这种转变要求企业摒弃对完美技术的幻想，转而接受在现有技术约束下，通过独立设定移除目标、动态优化技术组合来逼近净零现实的务实路径。

碳移除技术的最终价值，不在于其能否在实验室中创造奇迹，而在于其能否在现实的物理约束下，成为连接当下排放与未来气候安全之间的唯一可靠桥梁。当源头减碳触及边际效益递减的极限，碳移除便从一种可选项转变为维持人类文明存续的必选项。这种转变要求我们彻底放弃对“完美解决方案”的等待，转而接受一种基于工程迭代和动态平衡的务实逻辑：在现有技术边界内，通过独立设定移除目标，用确定的负碳增量去对冲不确定的减排进度，从而填补那仅存且正在快速耗尽的碳预算缺口。

真正的突破将发生在认知与行动的彻底脱钩之后。当企业不再将碳移除视为锦上添花的道德装饰，而是将其纳入核心资产管理的风险对冲机制时，资本流向与技术迭代才会形成正向循环。这意味着未来的竞争焦点，将从单纯的减排口号转向对碳封存周期、成本结构及生态风险的精细化管控。只有那些能够清晰界定非永久性碳汇的适用边界，并敢于在物理规律允许的范围内承担长期封存责任的市场主体，才能在气候危机的倒逼下，构建起真正具备韧性的生存逻辑。

这种从“道德装饰”到“风险对冲”的逻辑重构，标志着气候治理进入了一个基于物理硬约束的新阶段。未来的竞争不再取决于谁喊出的口号更高昂，而在于谁能更精准地计算每一吨被移除碳的封存寿命与生态成本。只有当企业将碳移除视为维持资产价值的核心变量，而非应对舆论压力的公关手段时，那些关于非永久性碳汇的边界界定、技术迭代的动态平衡以及跨周期的风险管理，才能真正转化为推动净零进程的现实动力。

在这一框架下，碳移除技术将褪去理想主义的光环，回归工程科学的本质。它不再是对未来技术奇迹的盲目等待，而是利用当下的确定性负碳增量，去填补日益缩小的碳预算缺口，从而在化石能源退出与可再生能源完全覆盖的漫长过渡期中，构建起一道可量化、可验证的安全缓冲带。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在尊重自然物理规律的前提下，将气候危机的被动防御转化为主动的生存策略，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找到文明延续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