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治理正经历从“末端清理”向“感知与防御”的范式转移，居民适应这一变化的关键在于构建识别风险、阻断污染及维护权益的生存本能。当前治理面临宏观制度完善与微观行动滞后的矛盾：国家虽已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及风险评估制度，鼓励开展影响研究并采取措施预防控制疾病，但居民在参与生态保护及维权等实操层面的素养仍显不足。2019 年，提升居民生态环境健康素养正式纳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设定 2030 年水平达到 25% 以上的目标。截至 2025 年，当前水平为 22.6%，距离目标仅差 2.4 个百分点，留给我们的努力时间不足五年。监测数据显示，居民基本理念素养最高（38.7%），基本行为和技能素养次之（22.8%），基本知识素养最低（19.3%）。尽管基础知识较 2022 年增幅达 36.9%，但公众对污染致病的机理解读仍显匮乏；加之 2025 年加强了对维护公共环境权利等新内容的考查，居民在面对自身环境权益受侵害时如何维权等问题上，回答正确率偏低。为缩小差距，下一步需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坚持分类施策，开展差异化、精准化的素养提升；二是丰富科普形式，运用新媒体、社区互动及体验实践增强实效；三是夯实基础支撑，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与监测评估体系完善。唯有改善环保教育环境，向百姓提供更多信息并切实做实事，方能促进美丽中国与健康中国战略深度融合，形成“保护生态就是保障健康”的社会共识。

2025 年的监测数据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这种矛盾的复杂性。我国居民生态环境健康素养整体水平虽已达到 22.6%，完成了阶段性目标，但内部结构却呈现出明显的“倒金字塔”形态。基本理念素养高达 38.7%，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已经认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知道保护环境是自己的责任；然而，基本知识素养仅为 19.3%，基本行为和技能素养更是回落至 22.8%。这种“高理念、低知识、弱行为”的错位，揭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成功地将环保从一种陌生的概念变成了道德共识，却未能将其转化为抵御健康风险的具体盾牌。当公众知道“要保护”，却不知道“污染物如何进入人体”、“权益受损时如何取证”时，这种共识在面临真实的环境健康危机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在旧有的认知模式中，居民对环境问题的反应往往是被动且滞后的。面对雾霾或水体异味，传统的应对逻辑是“等通知”或“听传言”。在信息不对称的旧模式下，许多居民倾向于等待政府部门的统一发布，缺乏主动甄别环境健康风险信息的意识。一旦污染事件发生，第一反应往往是焦虑地搜索碎片化信息，而非基于科学原理进行判断。这种依赖外部指令的行为模式，导致在面对突发环境健康事件时，公众容易陷入恐慌或盲目跟风，无法形成有效的自我保护屏障。

而在新的环境健康治理模式下，行为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重构。随着《健康中国行动》的推进和新污染物治理的深入，环境风险呈现出隐蔽化、复合化的特征。传统的“看得见”的污染已逐渐减少，但空气中的微塑料、水体中的新型化学物质等“看不见”的风险正在上升。这就要求居民的行为模式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防御”。在维度的二端，即风险感知机制上，旧模式表现为对显性污染的过度反应和对隐性风险的视而不见；而新模式则要求公众具备“全周期”的风险意识，能够理解从源头排放到人体摄入的完整链条。例如，近八成受访者能随手关闭电器，超六成设定空调温度不低于 26 度，这些看似微小的日常行为，实则是从生活方式层面构建的“微防御”体系。然而，数据也显示，在涉及维护公共环境权利、维权技能等实操性问题上，居民的短板依然明显。这种差异表明，旧有的“知识灌输型”科普已无法适应新环境，必须转向“技能赋能型”的干预。

这种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巨大鸿沟，其根源在于深层的心理机制与认知偏差。在旧有的环境教育环境中，信息传播往往侧重于宏观理念的宣讲，如“人人有责”、“共建共享”，这触发了人们的社会认同心理，让人产生“我也在参与”的满足感，从而在理念层面迅速达标。然而，这种心理机制在面对具体、复杂且需要付出额外成本的环境健康行为时，却遭遇了“认知闭合”的阻碍。人类大脑天生倾向于寻求简单、确定的答案，而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往往是非线性的、长期的、不确定的。当公众面对“吃什么能降低重金属摄入”、“如何识别合规的农残产品”等复杂问题时，由于缺乏权威且易懂的实操指引，极易产生认知焦虑，最终选择回归到最省力的路径——不做或等待。

此外，“损失厌恶”心理也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旧模式下，环保被视为一种集体牺牲，个人往往认为自己的微小改变对大局影响甚微，这种“搭便车”心理使得改变生活习惯的动力不足。而在新模式下，随着环境健康风险的具象化，人们开始意识到不行动可能带来的直接健康损失。然而，由于缺乏将抽象风险转化为具体行动指南的能力，这种对损失的恐惧往往转化为无力感，而非行动力。正如监测数据显示，农村居民素养水平显著提升，这得益于乡村振兴中更直接的公共服务介入；而城市地区在“无废城市”建设中，若缺乏对居民参与技能的有效培训，仅靠理念号召，行为转化率依然低下。这说明，单纯的理念唤醒，若没有匹配的认知工具和技能支撑，很难跨越从“知道”到“做到”的最后一公里。

面对这一认知断层，提升居民生态环境健康素养的策略必须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构建一套适应新环境的行动范式。核心在于打破“知识”与“行为”的割裂，将抽象的生态理念转化为可执行的生活技能。首先，必须坚持分类施策，针对不同人群实施差异化的干预。对于农村地区，应继续将环境健康宣传深度融入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振兴工程，利用乡村医生、教师等“关键人”节点，将科普转化为解决具体生活难题的手段；对于城市地区，则应结合“无废城市”建设和社区治理，设计贴近生活的场景化培训内容，多用案例、少用术语，让居民在解决实际困惑中掌握技能。

其次，科普形式必须进行革命性的创新，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互动。传统的展板、手册已难以触及公众的心理防线。新的范式应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通过情景模拟、互动答疑、案例复盘等形式，让居民在虚拟或真实的场景中演练应对策略。例如，通过模拟突发水质污染事件，演示如何正确取水、如何保存证据、如何联系部门，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风险应对的肌肉记忆。重点要解决“维权难”和“技能弱”的问题，让居民明白，维护环境健康不仅是道德义务，更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且拥有具体的操作路径。

更为关键的是，要重塑权威信息的供给体系。当前，环境健康信息在网络上鱼龙混杂，加剧了公众的认知混乱。提升素养的前提是建立清晰、可信的信息秩序。政府和专业机构应成为环境健康知识的“守门人”，针对新污染物治理、辐射防护等热点难点问题，提供及时、准确、通俗的权威解读。同时，要加强对科普传播渠道的监管，提升信息传播的科学性和可及性，帮助公众在海量信息中快速筛选出有价值的健康指引，降低其认知负荷。

推进居民生态环境健康素养的提升，绝非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关乎“美丽中国”与“健康中国”两大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将“保护环境”从一个宏大的政治口号，还原为每一个个体守护自身健康的日常实践。当 2030 年 25% 的素养目标成为现实时，我们期待的不应仅仅是百分比的增长，而是社会共识的质变——即全社会真正形成“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障健康”的自觉，将环境健康素养内化为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这需要我们跳出对单一指标的追求，转向对行为转化机制的深度挖掘，用系统的思维去填补理念与行动之间的沟壑。

环境剧变不可逆转，旧有的认知模式终将失效。唯有通过认知升级，将适应环境变化从一种被动的应对转化为主动的生存策略，我们才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中，找到确定的健康之道。这不仅需要国家的制度保障，更需要每一个体在思维上的觉醒与行动上的精进。

居民生态环境健康素养的提升，本质上是社会认知体系从“被动适应”向“主动防御”的结构性重塑。当公众不再满足于对“绿水青山”的道德认同，而是能够精准解析污染物迁移路径、熟练运用法律武器维护环境权益时，微观个体的生存本能才真正转化为宏观治理的坚实支撑。这种转变要求我们彻底摒弃“重理念、轻技能”的惯性思维，将科普工作的重心下沉至具体的风险识别与应急处置场景中，让居民在应对新污染物、突发环境事件等真实挑战中，构建起可复制、可推广的“微防御”网络。

真正的素养提升，不在于口号的响亮程度，而在于居民面对隐蔽环境风险时能否做出理性的防御决策。当“高理念”的共识能够转化为“强技能”的实操，当对污染致病的模糊焦虑被清晰的科学认知所取代，微观个体的生存本能才能真正汇入宏观治理的洪流。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工作重心从单纯的意识唤醒，彻底转向风险识别机制的构建与维权能力的精准赋能，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环境健康风险的“第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