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时节，六五环境日上海市主场活动在和平公园“碳秘馆”大草坪热烈开启。太湖东海局志愿者搭建环保集市，将《生态环境法典》解读漫画与废旧塑料创意衬衫并举，向市民传递减污降碳理念。此次活动紧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主题，旨在推动生态文化从“一天”向“每天”、从“个别人”向“每个人”深化，这不仅是“十五五”时期发挥六五环境日品牌效应的延续，更是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的关键。然而，热闹的宣教背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2021 年仍有四成左右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未达标。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与资源短缺，传统污染物治理与新污染物管控需并重，不能顾此失彼。正如资深环境记者廖晓义所言，环保核心在于生活方式的变革，而非单纯的污染控制或生态建设。唯有改善社会环保教育环境，向百姓提供真实信息并切实做实事，打破“知行分离”的困局，方能真正将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爆炸却共识难成的时代。网络上充斥着各种环保倡议，从“光盘行动”到“无塑生活”，观点繁杂且往往流于形式。许多人抱怨大众缺乏环保意识，却从未反思过环境教育环境的缺失。环保不仅仅是控制污染或建设生态，其核心在于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然而，当“节约资源、减少污染”被简化为一种道德绑架式的口号时，反而激发了人们的逆反心理。传统的环保叙事往往侧重于“你应该做什么”，却忽略了“为什么你做不到”。面对全球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严峻挑战，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认知与行为的错位，那么再多的主题宣传活动，也难以推动生态文明理念真正深入人心。

环境剧变正在发生，而旧有的应对逻辑正在失效。

过去，我们习惯于用“控制”和“约束”来定义环保。在旧有的模式中，环保被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合规任务，依靠的是行政命令和道德审判。政府发布禁令，企业安装设备，个人减少浪费，仿佛只要完成了这些动作，环保的指标就能达标。然而，这种模式在当下正遭遇严峻挑战。生态环境部华东督察局在近期的活动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继续沿用“一刀切”的旧手段。

事实上，随着全球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能源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生态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但问题在于，这种外部压力的急剧增加，并没有直接转化为公众内在的环保动力。相反，一种“选择性忽视”的现象正在蔓延。在旧模式下，人们倾向于认为环保是专家的事，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无关。只有当污染直接威胁到健康时，才会产生短暂的恐慌，随即又因缺乏长期行动的能力而回归原状。

这种矛盾状态正在将社会治理推向潜在危机。传统的“命令 - 控制”型管理，在面对复杂的新型污染物治理和系统性气候变化时，显得力不从心。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2021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仍有四成左右空气质量未达标。这组数据背后，折射出的是旧有治理模式与新时代环境需求之间的巨大断层。如果我们继续依赖简单的宣教和惩罚，而不触及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那么“美丽中国”的建设将始终停留在口号层面，无法实现从“一天”到“每天”、从“个别人”到“每个人”的全面深化。

在评估方式、信息接收模式、风险感知等维度上，旧模式与新模式的差异尤为显著。

在旧模式下，评估环保成效主要依赖硬性指标和事后惩罚。企业为了应付考核，倾向于在检查前突击治理，平时则维持高污染生产。这种“运动式”治理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出现数据造假。对于公众而言，环保信息的接收是被动的，往往通过新闻通报或警示标语，这些信息充满了恐惧感和疏离感，难以转化为实际行动。在风险感知上，旧模式倾向于将环境问题视为遥远的、抽象的威胁，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优先，环境问题总会得到解决。

而在新的模式下，评估方式正转向过程导向和系统协同。例如，在深圳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典型案例的申报中，专家评审不再仅仅看最终的减排数据，而是综合评估案例的协同性、创新性和效益性，关注的是治理过程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这种变化要求我们不再单纯看向内部的资源或权力，而是看向外部，去影响他人的主动选择和认知。信息接收模式也随之改变，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如六五环境日上海市主场活动，志愿者搭建环保集市，通过趣味互动、实物展示，让《生态环境法典》走出纸面，这种场景化、体验式的传播，比枯燥的文件更能触动人心。

风险感知维度上，新模式强调将环境健康与个人福祉紧密绑定。监测数据显示，近 80% 的受访者认同“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绝大多数人认同“环境污染会影响健康”。这表明，当人们意识到环境风险直接关乎自身的健康权益时，行为的改变才具有内在驱动力。我们不再需要一味抱怨大众缺乏公德心，而应优先改善社会的环保教育环境，向百姓提供更多信息，并切实做实事。只有当环保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必然选择，而非道德负担时，真正的绿色转型才会发生。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损失厌恶”与“框架效应”的心理机制。

在旧模式的框架下，环保被定义为一种“损失”或“牺牲”。人们被要求放弃便利、忍受不便、牺牲利益。根据心理学中的“损失厌恶”原理，人们对损失的痛苦感远大于同等收益的快乐感。因此，当环保被呈现为“你需要牺牲什么”时，人们的本能反应是抵抗和拖延。同时，旧模式往往采用“外部归因”的框架，将环境问题归咎于他人或外部因素，这使得个体产生了一种“旁观者效应”，认为只要别人改变了，环境就会变好，自己无需行动。

然而，在新模式的框架下，环保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投资”和“收益”。通过科普宣传，人们逐渐认识到，绿色消费、垃圾分类、低碳出行，本质上是在投资未来的生活质量，是在维护自身的健康权益。当环保行为被赋予“时尚”、“健康”、“智慧”等正面标签时，人们的心理机制被触发为主动追求。例如，在家长陪同下，女儿参加学校学子课堂，通过搜集资料制作 PPT 讲解河湖功能，这种参与感将环保从枯燥的义务转化为探索的乐趣。

此外，新模式利用“框架效应”改变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知视角。传统叙事往往强调污染的可怕后果，引发焦虑；而新叙事则强调绿色发展的机遇和美好愿景，激发希望。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既是环境灾难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更是解决者时，他们的行为逻辑就会从“被动服从”转向“主动参与”。这种心理机制的转变，解释了为什么单纯的惩罚和说教效果逐渐递减，而激励和赋能却能激发出巨大的社会活力。

面对这种从“控制”到“赋能”的新模式特征，我们必须调整策略，构建适应新时代的行动范式。

首先，要从“命令式管控”转向“引导式激励”。江苏省发挥 12345 群众诉求“总入口”和 12369 环保举报热线作用，完善有奖举报机制，引导公众监督破坏生态环境行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正向激励案例。与其单纯依赖罚款，不如通过奖励机制，让公众成为环境治理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对于企业而言，清洁生产审核结果被确立为差异化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转型，而非仅仅为了合规而被动应对。

其次，要从“单向传播”转向“多元共治”。在“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持续发挥六五环境日品牌效应，通过多部门、多层级、多主体联动，促进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这意味着环保不再是生态环境部的独角戏，而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学校、家庭共同参与的合唱。我们需要挖掘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和鲜活案例，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让普通人也能找到参与环保的切入点。例如，水规院在“十五五”时期将持续把绿色低碳转型深度嵌入水运工程全生命周期，落实“一网四化”，这种将宏观战略与具体工程结合的做法，为其他行业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

再次，要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预防”。发展是贯穿人类进化和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要更快发展的同时，健康也很重要，要努力找到平衡点。传统污染物跟新污染物同样需要重视，不是说现在强调新污染物治理就忽视传统污染物防治。我们需要在产品设计、生产工艺、消费模式的全链条中植入绿色理念，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的产生。这需要监管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发力，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经过环境成本的考量。

最后，要从“知识普及”转向“能力建设”。监测数据显示，基本理念素养水平最高，但基本行为和技能素养水平相对偏低。这说明，仅靠宣传口号无法改变行为，必须提供可操作的技能培训。无论是辐射环境现场监测技术的培训，还是公众参与河湖保护的指导，都需要系统性的知识传递和实践演练。只有掌握了具体的技能和知识，环保理念才能真正转化为行动能力。

环境变化的不可逆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升级思维。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各种风险挑战，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更是关乎人类未来的全球责任。

到 2030 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将明显改善，生态安全格局初步构建，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得到优化，环境和气候治理能力系统提升，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全面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这一目标的实现，不能依靠偶然的努力，而必须依靠系统性的思维升级。我们要认识到，适应变化不仅是战术调整，更是认知升级。唯有拥抱不确定性，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找到确定的生存之道。

我们不能指望通过几次大型活动就一劳永逸地解决环境问题，也不能指望通过一纸文件就能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真正的变革，发生在每一个微小的选择中，发生在每一次对绿色价值的认同里。当环保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呼吸和节奏，当每个人都能从自身做起，从身边事做起，那么，“美丽中国”就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愿景，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

真正的“美丽中国”，不是一场由宏大叙事构建的静态展览，而是一个在动态博弈中不断修正认知的过程。环境日不应只是六月的短暂狂欢，而应成为检验社会心理机制是否完成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共建”转型的试金石。当政策制定者不再满足于指标数据的漂亮，而是深入洞察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当公众不再将环保视为道德负担，而是将其确认为维护自身福祉的理性选择时，治理的效能才会发生质变。

这种思维范式的升级，要求我们将目光从单纯的“技术修补”转向深层的“系统重构”。在“十五五”乃至更长的时间尺度上，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打破旧有认知框架的惯性，建立一套能够兼容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契合人性心理与科学规律的行动逻辑。唯有当“控制”的刚性退场，“赋能”的柔性登场，让每一次呼吸、每一次消费、每一次出行都成为个体与环境良性互动的节点，生态文明才能真正从理念图谱转化为鲜活的社会现实。

这种从“外部施压”到“内在驱动”的范式转换，绝非一蹴而就的修辞游戏，而是对治理逻辑的深层重塑。它要求我们将六五环境日的意义，从单纯的节点式宣传，升维为持续性的社会心理建设工程。只有当环保行动不再依赖外部规则的强制约束，而是内化为个体基于理性计算与价值认同的自发选择时，治理体系才能跨越“知行分离”的鸿沟，真正具备自我进化的韧性。

六五环境日的核心意义，正在于以此为契机，将这种从“外部施压”到“内在驱动”的范式转换固化为社会的集体潜意识。它不应止步于六月的节点宣传，而需成为检验治理逻辑是否完成深层重塑的常态化标尺。当政策制定者不再仅依赖指标数据的漂亮，而是敏锐洞察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当公众不再将环保视为道德负担或牺牲，而是将其确认为维护自身福祉的理性投资时，治理的效能才会发生真正的质变。

最终，环境变化的不可逆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升级思维，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真正的变革，不发生在宏大的叙事中，而内化于每一个微小的选择里。只有当环保行动不再依赖外部规则的强制约束，而是成为个体基于理性计算与价值认同的自发选择时，我们方能跨越“知行分离”的鸿沟，构建起具备自我进化韧性的治理体系，让“美丽中国”在动态的博弈与修正中，成为触手可及的确定性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