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峰先生在“气候变化 你我同行”论坛上指出，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浓度的攀升已使人类逼近气候临界点，应对气候变化不再是环保部门的专属议题或企业应付监管的“填空题”，而是直接冲击供应链、压缩利润乃至颠覆商业模式的现实变量。面对极端天气的即时威胁，企业需摒弃旧有逻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关于减缓措施与“双碳”目标的规定，聚焦主要排放环节制定减排策略。通过推广节能技术工艺设备、分阶段推进协同减排，并引领价值链上中下游各利益相关方共同行动，企业不仅能化解经济利益与思想认识层面的减碳阻力，更能将低碳竞争力转化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经济机会，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一转型不仅要求企业依据国家及地方减排指标，应用技术性措施逐年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更需引领价值链上下游利益相关方共同行动。虽然单纯依靠企业自觉性常受经济利益与思想认识阻力掣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明确划定减缓措施与适应策略的法律框架，政府部门亦需出台明确政策以分解目标、形成合力。同时，核电站等清洁能源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而减少排放更需对能源、工业及粮食系统进行根本性变革。唯有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将减缓与适应并重，方能挖掘气候行动中的经济机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更令人困惑的是，面对同样的危机，不同主体的反应却呈现出剧烈的割裂。一方面，部分企业依然抱着“漂绿”的侥幸心理，试图通过简单的碳抵消来掩盖高排放的现实；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领军企业开始将气候风险纳入核心战略，甚至将其视为寻找新增长点的契机。这种矛盾状态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旧有的成功逻辑——即依靠廉价化石能源推动无限增长的模式——正在失效。如果继续用昨天的地图寻找今天的宝藏，企业不仅会迷失方向，更可能面临被淘汰的危机。我们急需一套极简的认知模型，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外部环境变化，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行为结果，并找到破局的关键。

气候政策的重心转移，清晰地划定了旧模式与新模式的分界线。长期以来，全球气候治理的焦点往往停留在“碳净零排放”这一宏大目标上，却鲜少有人深究实现这一目标的底层路径究竟该如何平衡。旧有的认知模式认为，只要最终实现了净零，过程中的高排放可以通过未来的碳移除技术（如种树、碳捕捉）来“洗白”。这种将减排期望完全寄托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逃避。

在评估方式这一维度上，这种差异尤为明显。在旧模式下，上市公司的碳管理工作往往流于形式，主要关注范围 1 和范围 2 的排放，即直接排放和购买的电力，试图通过购买廉价的碳信用额度来达成平衡。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是，企业看似完成了减排承诺，实则掩盖了供应链深处真正高额的排放风险。一旦供应链上游的排放数据无法核实，或者碳市场价格剧烈波动，企业的合规基础就会瞬间崩塌。而在新的模式下，评估逻辑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企业开始正视范围 3 排放——即价值链上下游的间接排放，这往往占据了总排放量的 70% 以上。新的行为特征表现为，企业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披露，而是主动拆解供应商、客户、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排放数据，制定针对性的降碳策略。这种从“买指标”到“改工艺”的转变，虽然短期内增加了成本，却构建了真正的低碳竞争力。

在风险感知维度上，新旧模式的分野同样深刻。旧模式下的企业往往将气候适应视为一种被动的防御，倾向于修筑混凝土海防堤坝或安装大功率空调来应对极端天气。这种短视的适应策略，虽然能暂时缓解局部影响，却往往消耗大量资源，甚至因为过度依赖能源消耗而加剧气候变化，产生与初衷相悖的结果。新模式则强调“减缓与适应”的协同推进。企业开始意识到，真正的韧性来自于系统的根本性变革，例如优化能源结构、升级抗灾基础设施、调整生产布局以适应气候带变化。这种从“末端治理”到“系统重构”的转变，使得企业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拥有了更强的生存弹性。

这种看似理性的行为差异背后，其实隐藏着深层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核心在于“损失厌恶”与“框架效应”的交互作用。在旧有的认知框架下，减排被定义为一种“损失”——意味着要放弃能源成本优势、牺牲短期利润、承担技术改造的不确定性。人类心理天生对损失敏感，因此在旧模式下，企业倾向于寻找心理上的“止痛药”，即廉价的碳抵消，以此来缓解焦虑，维持现状的舒适区。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闭合需求，即便解决方案并不完美，只要能暂时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痛苦，人们就会倾向于接受。

然而，当外部环境的变化达到临界点，这种心理机制发生了反转。在新模式下，气候风险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抽象概念，而是直接转化为具体的财务损失、品牌声誉受损甚至生存危机。这种紧迫性打破了原有的心理舒适区，迫使决策者重新评估“损失”的定义。此时的减排，不再被视为一种牺牲，而被重构为一种“投资”和“规避巨大损失”的必要手段。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感知到的威胁足够具体且迫在眉睫时，损失厌恶会转化为对风险的极度规避，从而驱动企业采取更激进、更彻底的变革行动。简而言之，旧模式下的行为是被“舒适”驱动的，而新模式下的行为是被“生存”驱动的。

面对这种根本性的环境剧变，任何试图修补旧模式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企业必须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重构”。具体而言，首要策略是聚焦主要排放环节，制定分阶段的协同减排计划。这意味着不能指望通过简单的技术微调就能解决问题，而需要从能源系统、工业体系和粮食系统入手，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例如，在制造业中，这意味着加快原燃料替代，推广电炉短流程工艺；在农业中，这意味着转向低碳排种植方式。只有将减排目标落实到具体的工艺流程和供应链管理中，才能稳步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

其次，必须建立多环境要素协同治理的思维。水、气、土、固废与环境治理与温室气体减排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同根同源特性。过去，各部门往往各自为战，导致治理效果大打折扣。新的行动范式要求统筹大气、水、土壤等多领域减排要求，优化治理目标和技术路线。例如，在推进绿色消费的同时，也要考虑废弃物循环利用对整体碳排放的影响。这种系统性的视角，能够帮助企业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实现环境效益、气候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多赢。

单纯依赖企业的自觉性与园区自律，难以突破“双碳”战略下经济利益与认知层面的深层阻力，亟需从外部政策引导与内部治理双重路径破局。外部层面，需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立的法律框架，通过碳交易市场与绿色金融机制，将减排转化为可量化的经济收益；内部层面，企业应聚焦主要排放环节，制定分阶段协同减排策略，推广节能技术工艺，并建立董事会层面的气候责任机制，将宏观目标拆解为具体的考核指标。正如贾峰教授在 2023 循环经济论坛上指出的，视角正从单纯的气候承诺转向挖掘低碳经济机会，上市公司更需主动评估商业模式适应性，核算全链条碳排放，引领价值链各方共同应对挑战。这种由政策驱动、技术支撑与责任共担构成的合力，不仅能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更是推动能源、工业及粮食系统根本性变革，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

工业革命以来碳排放的累积已彻底重塑地球系统，试图逆转这一长期趋势不仅不切实际，更将招致灾难性后果。面对这一严峻现实，单纯依靠企业的自觉往往难以突破经济利益与思想认知的双重阻力，亟需从单纯的气候承诺转向挖掘绿色转型中的经济机遇。正如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原主任贾峰在“气候变化 你我同行”论坛上所述，循环经济已成为破解能源与环境约束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企业作为价值链的核心，必须制定聚焦主要排放环节的减排策略，通过推广节能技术工艺设备，分阶段协同减排，从而稳步提升全链条的低碳竞争力。与此同时，各方需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既要通过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能源、工业及粮食系统的根本性变革；也要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减轻其对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核电站等清洁能源在其中的不可替代作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减缓措施与适应策略的系统规定，共同构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实基石。

唯有完成这种思维模式的升级，企业才能在不确定的新环境中找到确定的生存之道。未来的赢家，将属于那些能够跳出短期利益陷阱，将气候危机视为系统性变革催化剂的组织。他们不再将减排视为负担，而是将其作为重塑价值链、挖掘新机会的核心驱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核算的精准化、供应链管理的透明化、以及跨部门协同的常态化，将成为新的商业基础设施。

当认知框架从“修补旧船”彻底转向“建造新舰”，减排便不再是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而是一次冷静的生存计算。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试图在旧有化石能源逻辑上打补丁的行为，最终都将被系统性的崩溃所吞噬。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将气候风险内化为商业决策的底层代码，让低碳竞争力成为像现金流一样的核心资产。这要求决策者摒弃对“漂绿”捷径的幻想，转而投身于那些虽艰难却能构建长期护城河的系统性重构之中。

在这场深刻的范式转移里，没有旁观者，也没有中间地带。那些能够率先完成从被动合规到主动引领跨越的组织，将在这场全球性的洗牌中重新定义行业规则。他们不再等待外部政策的倒逼，而是利用气候行动作为杠杆，撬动供应链的优化、能源结构的升级以及市场价值的重估。最终，衡量一家企业成败的标尺，将不再是其短期的财务报表，而是其在极端气候波动下的韧性表现，以及其在全生命周期管理中展现出的真实碳足迹管理能力。

真正的破局，不在于在旧有的化石能源逻辑上打补丁，而在于将气候风险彻底内化为商业决策的底层代码。当减排从一项额外的合规成本转变为像现金流一样核心的资产时，企业才能在不确定的环境中锚定确定性。这意味着必须摒弃对“漂绿”捷径的幻想，不再将低碳视为道德负担，而是将其作为重塑价值链、挖掘新增长点的唯一路径。任何试图维持现状的修补行为，最终都将被系统性的崩溃所吞噬，唯有投身于那些虽艰难却能构建长期护城河的系统性重构，方能在全球气候大洗牌中掌握主动。

当减排逻辑从“道德负担”彻底置换为“生存算法”，气候行动便不再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是握在手中的核心筹码。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试图在旧有化石能源逻辑上打补丁的修补行为，终将被系统性的崩溃所吞噬。真正的护城河，源于将气候风险内化为商业决策的底层代码，让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管理成为像现金流一样刚性的财务指标。这要求决策者彻底摒弃对“漂绿”捷径的幻想，不再寄望于廉价的碳抵消来掩盖高排放的实质，转而投身于那些虽艰难却能重构价值链的系统性变革之中。

在这场不可逆的范式转移里，没有中间地带，亦无旁观者。未来的行业格局将不由短期的利润波动决定，而取决于组织在面对极端气候波动时展现出的韧性，以及其在全链条管理中体现出的真实减排能力。唯有那些能够率先完成从被动合规到主动引领跨越的主体，才能利用气候危机作为杠杆，撬动能源结构的升级与市场价值的重估。最终，衡量一家企业成败的标尺，将不再是其是否发布了宏大的净零承诺，而是其是否在具体的工艺流程与供应链管理中，真实地完成了从“修补旧船”到“建造新舰”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