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全国 R&D 经费投入总量突破 3.6 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经费达 2500.9 亿元，同比增长 10.7%，但占比仅为 6.88%，远低于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的增速。这一结构性反差凸显了提升科技策源力的紧迫性：面对高端实验试剂、关键设备及科学数据严重依赖国外导致的“卡脖子”风险，必须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并健全符合其长周期、高风险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破解困局需强化有组织科研的目标导引性，推动科研思维从“想干什么”转向“国家需要我干什么”，聚焦国家战略需求集中攻关。国家正建立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预测、发现、评估及预警机制，适度超前布局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并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构建智能化科研平台。此外，针对验证性研究这一从初步理论到证实机制的关键环节，需通过精心规划与资源投入，深入审视原始发现并测试假设，打通从"0 到 1"再到创新全周期的贯通之路。

近年来，关于基础研究的讨论频繁出现在各类政策文件和学术评论中，尽管时间跨度不同、发文作者各异，但核心逻辑高度一致：我们需要加大投入，需要改变评价方式，需要建设更好的平台。这种“周期性呼吁”被定义为“科研经费的结构性困境”，它揭示了科技工作者与国家需求之间某种周期性的错位。从早期的“自由探索”到后来的“有组织科研”，再到如今强调的“新型举国体制”，政策风向始终在两种模式间摇摆。这种摇摆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更底层的逻辑冲突：一方面，基础科学本质上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就像弗里德形容的那样，探索性研究是将研究人员投放到未开发的荒野中，他们翻山越岭，却不知前方是否有宝藏；另一方面，现代国家治理要求资源必须流向确定的战略高地，即“国家需要我干什么”。当“荒野探险”的随机性与“国家订单”的确定性发生碰撞时，矛盾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这种困境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共性难题。回顾历史，无论是二战后美国建立的国家实验室体系，还是欧洲联盟的框架计划，都在尝试解决同样的问题。在 20 世纪中叶，当核物理和航天技术成为国家战略核心时，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科研”模式大获成功，因为它能集中资源攻克明确目标。然而，随着科学探索日益复杂，昂贵且复杂的设备使得个体研究变得不切实际，研究小组通过协调使用设备来达成目标变得更加高效。但这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科学家为了配合国家设定的“目标”而工作，那些看似无用却能开辟新领域的“意外发现”往往被忽视。在应用研究领域，这种冲突尤为明显。数据显示，2024 年应用研究经费为 4305.5 亿元，增长 17.6%，远高于基础研究的增速。这说明资源正加速向可量化、短周期的领域倾斜。然而，基础科学是原始创新的源头，如果源头枯竭，应用研究的“河流”终将干涸。这种跨领域的现象佐证了一个事实：如何在“确定的战略需求”与“不确定的科学发现”之间找到平衡，是任何试图通过经费投入来驱动创新的系统都必须面对的永恒考题。

人类之所以能协作，是因为能相信共同的“虚构信念”。在科研领域，这个信念就是“投入产出比”和“可考核的绩效”。然而，这些信念之间往往存在根本矛盾。例如，“探索性研究”与“验证性研究”虽各有好处，但资源有限导致二者无法共存。探索性研究更侧重于确立现象，意味着仔细、审慎地环顾世界，观察是否有有趣的事物浮现出来；而验证性研究则能对这些原始发现进行深入审视并测试假设。当前，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都出现了一种“理论失忆症”，即对测试和验证工作的过度依赖，导致探索性研究日益边缘化。学术期刊偏好统计显著的结果，驱使研究人员将许多本应是探索性的工作包装成验证性研究，以换取论文发表和资金支持。这种“唯结果论”的虚构信念，与基础研究“正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属性天然冲突。基础研究的价值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显现，且其成果具有非排他性，难以直接转化为短期绩效指标。当评价体系的“尺子”是短期的、量化的，而研究对象是长期的、模糊的时，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便化为了具体的行政阻力。正如广东省推进的科研经费管理改革所试图做的，明确赋予科学家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试图以信任机制来替代繁琐的审批流程，但这只是缓解症状，并未触及“如何定义成功”这一核心病灶。

在 2024 年全国 R&D 经费中，基础研究投入达 2500.9 亿元，同比增长 10.7%，这一数字的跃升折射出国家提升科技策源力的决心。然而，经费的快速增长与“自由探索”和“有组织科研”之间的张力并存。前者关注可能性的边界，强调从理论假设出发，像验证性研究一样精心规划并冒险证实机制；后者则聚焦国家战略需求，要求科研人员将“想干什么”转变为“国家需要我干什么”，通过明确的目标导引集中优势资源协同攻关。这种二元结构在现实中面临挑战：一方面，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企业执行比例偏低，高端实验试剂、关键设备及科学数据高度依赖国外，易导致“卡脖子”风险；另一方面，面对前沿引领和颠覆性技术，国家正建立预测、发现、评估和预警机制，并适度超前布局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以加强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当前的政策导向因此呈现出清晰的逻辑递进：在确保资金安全与战略交付的同时，必须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健全符合其活动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并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从而打通从"0 到 1"的原始创新到“从 1 到 10"乃至“从 10 到 100"的创新全周期，实现创新链的有机贯通。

要真正理顺基础研究经费的分配与使用，不能仅靠呼吁，必须识别出目标群体面临的基本冲突，并将其映射到具体的政策场景中。第一步，是识别“耐心资本”与“短期考核”的基本矛盾。基础研究需要超长周期的创新基金，以解决耐心资本不足的问题，而现有的考核周期往往以三年或五年为限。第二步，是将这一冲突映射到“有组织科研”与“个体研究”的场景中。有组织科研具有目标导引性，聚焦国家战略需求，要求从“想干什么”变成“国家需要我干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扼杀个体的创造力。第三步，是设计差异化的支持策略。对于探索性研究，应建立类似风险投资的“块状资金”机制，给予科学家极大的自主权，允许失败，不考核短期产出；对于验证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则可引入更严格的绩效评估。此外，针对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企业执行比例偏低、高端实验试剂和设备依赖国外的现状，政策导向应转向构建多元化的投入格局，让政府资金支持基础研究为主导，企业资金支持实验发展为主导，其他社会资金均衡投入。同时，必须建立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预测、发现、评估和预警机制，适度超前布局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以加强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只有当评价体系真正符合基础研究“高失败率、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点，当“完全赋权”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具体的制度安排，基础研究才能真正成为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科技策源力，而非沦为行政指令下的数字游戏。

真正的破局之道，不在于在“自由探索”与“国家意志”之间寻找某种完美的静态平衡，而在于构建一种能够容纳两者张力的动态制度生态。这意味着政策设计必须承认并接纳基础研究中“高失败率”与“长周期”的内在属性，将“允许试错”从一句道德呼吁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免责条款。只有当评价体系的标尺从“短期绩效”转向“长期价值”，当科研资源的配置不再被行政指令的即时性所裹挟，那些看似偏离主流战略方向的“荒野探险”才可能孕育出颠覆性的原始创新。

政策落地的最终考验，在于能否将“允许试错”从道德层面的呼吁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安排。这意味着必须重构科研资源的配置逻辑，不再以行政指令的即时性去裁剪科学的生长周期，而是建立一套能够容纳高失败率与长周期属性的动态反馈机制。当评价体系真正从对短期量化指标的追逐，转向对长期知识积累的尊重，当“完全赋权”不再悬置为口号而成为具体的法理保障，那些看似偏离主流战略方向的“荒野探险”才具备转化为颠覆性创新的现实可能。

这种制度生态的构建，要求我们在国家意志与个体创造力之间寻找一种非零和的共生关系。一方面，通过“有组织科研”集中优势资源攻克国家战略急需的“硬骨头”，确保科技策源力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另一方面，保留并扩大“自由探索”的制度空间，让科学家在前沿未知的边缘地带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去捕捉那些无法被预设的“意外发现”。唯有承认并接纳基础研究内在的不确定性，不再试图用确定的考核周期去驯服未知的科学规律，我们才能在“确定的战略需求”与“不确定的科学发现”之间，建立起一条可持续的创新通道。

因此，基础研究经费政策的终极指向，并非在“自由探索”的随机性与“国家订单”的确定性之间寻求静态平衡，而是构建一种能够承载两者张力的动态制度生态。这种生态要求政策设计彻底摒弃以行政指令的即时性去裁剪科学生长周期的尝试，转而建立一套承认“高失败率”与“长周期”内在属性的反馈机制。当评价体系不再执着于短期量化指标的追逐，而是转向对长期知识积累的尊重；当“完全赋权”从道德呼吁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免责条款，科研资源的配置逻辑便完成了从“管控”到“赋能”的根本性重构。

唯有在这种制度土壤中，那些看似偏离主流战略方向的“荒野探险”才具备孕育颠覆性创新的现实可能。政策落地的核心标志，不在于经费总量的持续攀升，而在于能否让科学家在应对国家战略需求时，依然保有在未知边缘地带捕捉“意外发现”的从容与自由。只有当“允许试错”成为常态而非例外，当探索性研究与验证性研究在差异化的支持策略下各得其所，我们才能在“确定的战略需求”与“不确定的科学发现”之间，真正打通一条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变革的可持续通道，使基础研究回归其作为科技策源力的本质，而非沦为行政逻辑下的数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