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改革需从“铺摊子”转向“上台阶”，由简单加减法升级为提升质量效率的乘除法，重心由行政干预转向体制机制建设。面对要素价格改革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双重挑战，必须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过去部分改革存在回避矛盾、缺乏决断及过度依赖短期行政手段等问题，当前更需尊重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全面考量政策预期效果及其“副作用”。

自 2015 年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启动以来，我国电力市场化建设快速推进，初步形成“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格局，统一市场协调运作框架基本建成。未来将通过完善差别化电价、碳市场扩容及绿证交易等机制，将碳排放转化为企业内部成本，倒逼其从“要我节能”转向“我要节能”。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过程中，国务院办公厅明确提出，在依法自愿有偿前提下，允许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改变用途入市，并在企业上市合规性审核中给予其同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对待，以此畅通土地、资本、人才及数据等县域要素流动。吉首市则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清过剩产能，并融合“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创新重塑产业活力。

“十五五”时期，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最终实现市场体系的高质量运行。

首先，我们看过太多这样的分析：

“因为政策文件下发得不够快？”

“因为地方执行力度不够大？”

接着可能有人问：

“可是如果仅仅是‘力度’问题，为什么过去四十年的改革中，那么多类似的政策最终都变成了‘新瓶装旧酒’？既然都知道‘破除壁垒’是秘诀，为什么某些省份依然热衷于搞地方保护？既然都有‘统一’的目标，为什么不同区域的规则壁垒依然高筑？”

这个嘛，留点面子，就不用深究了。

那么长期来看，怎么做，不会这么容易被“挑战”呢？

实际上，关于这类“宏观叙事”的文章数不胜数，而这次，就讲讲我一直尝试去坚持并训练的三个做法：

1，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重构”
2，从“行政指令”转向“机制建设”
3，从“单一要素”转向“系统协同”

中国正迎来一场深刻的统一大市场建设浪潮。大众普遍认为这是打破地方保护、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的利好信号，然而现实中的“内卷式”竞争与隐性壁垒却呈现出顽固的矛盾状态。这种认知偏差正在将许多市场主体推向盲目跟风或消极观望的误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指导意见，核心目标是解决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以建立统一国内市场。但在实际观察中，我们发现，虽然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了在依法自愿有偿前提下，允许将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依据规划改变用途入市交易，并在企业上市合规性审核中给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对待，但在许多地方，这种“同权”依然停留在纸面。

真正的矛盾在于，过去我们习惯了把“改革”等同于“给新产业发补贴”或“搞新的园区”，这种思维定式导致人们误以为只要有了新政策，市场就会自动变好。然而，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所指向的，是更深层次的利益重组。当集体土地可以入市，当跨区域交易成为可能，旧有的地方财政依赖、旧有的行政管辖边界、旧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都面临着被彻底重塑的风险。

很多人担心统一大市场意味着滑向中央计划，这种担忧恰恰暴露了我们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误解。统一大市场并非要消灭地方差异，而是要消除那些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人为围墙”。正如南京大学经济学家刘志彪所指出的，目前中国市场规则多由省级政府制定，存在碎片化。统一大市场将整合这一结构，以公平竞争取代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政府角色将从“指挥者”转变为“监管者”。

如果改革仅仅停留在口号上，那么所谓的“统一”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分割”。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那种认为只要行政命令一下达，市场障碍就会自动消失的侥幸心理。现实是，市场分割往往深植于地方财政利益、部门协调难度以及历史遗留问题之中。如果不能通过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和统一大市场治理，这些本该淘汰的落后产能、那些本该出清的僵尸企业，很容易死灰复燃。

这就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绊脚石：我们以为自己在推进改革，实际上却在用新的行政手段去掩盖旧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敢破局，只会内卷故步自封，就只能重蹈历史的悲剧。

要实现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我们必须引入两个看似相似实则本质的新概念：一是“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二是“基于规则的要素流动”。两者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文件发得有多快，而在于是否尊重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否全面考虑了政策的期望效果及其“副作用”，是否对市场主体的预期和反应有充分估计。

例如，在电力体制改革中，国家推行了“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格局，初步形成了统一市场协调运作的总体框架。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电网企业依然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分布式发电的市场化交易，或者通过复杂的审批流程变相提高入市门槛，那么这种“放开”就是伪开放。

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建立在“同权对待”的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提出允许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这不仅仅是土地属性的改变，更是产权制度的突破。在过去，集体土地入市往往面临法律障碍和审批困境，导致大量资源闲置或低效利用。而一旦给予其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对待，集体土地就能真正进入市场，参与公平竞争。

然而，这并非简单的“放开”，而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剧烈冲击。过去，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通过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获取巨额收益。如果集体土地可以平等入市，政府的“独家卖家”身份将被打破，这种利益链条的断裂必然引发强烈的反弹。因此，改革不能仅靠“想当然”的推演，必须直面存量问题，勇于改革决断。

回顾历史，过去四十年的改革成绩显著，但这主要得益于渐进式、增量改革的红利。在高速增长阶段，规模快速扩张，只要把蛋糕做大，利益分配问题往往可以通过增量来化解。然而，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易于推行、具有帕累托优化属性的改革大多已经完成，改革的顶层设计、“四梁八柱”的基本框架也已确立。

下一步改革面临的基本上都是涉及改变现有体制运行、触动既存利益格局的体制机制难题。这就像吉首市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面临的困境：要加快落后过剩产能出清以提升产业活力与质量，就必须打破那些依靠行政干预保留的落后产能。这些地方往往因为涉及地方财政利益、部门协调和历史遗留问题而难以推进。

上一次类似概念的爆发源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当时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快速融入工业化进程，形成了以“铺摊子”为特征的扩张模式。但当前环境变量已发生根本变化，高质量发展成为主线，旧模式不再适用。过去那种依靠行政手段、运动式推进的改革方式，已经无法应对复杂的存量博弈。

新时代的改革需要纠正过度强调增量扩张目标的倾向，实现从“铺摊子”转变为“上台阶”，从简单的加减法转变为重在提高质量和效率的乘法和除法。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用“新增多少项目”来衡量改革成效，而要看“清理了多少僵尸企业”、“打通了多少堵点卡点”、“提升了多少全要素生产率”。

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需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和堵点。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治理能力的考验。如果改革方案缺乏具体细节，避免大而化之或缺乏细节，防止出现似是而非的情况，那么改革就会陷入停滞。

从营销诉求来看，旧模式强调“规模扩张”和“速度第一”，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推动项目落地，忽视市场主体的真实需求；而新模式侧重“质量效益”和“内生动力”，通过完善差别化电价、碳市场扩容、绿证交易等市场化机制，让碳排放真正变成企业的“内部成本”而非“外部成本”，倒逼企业从“要我节能”转向“我要节能”。

从情感连接来看，旧模式往往将企业视为被管理的对象，通过考核指标施压，导致企业产生抵触情绪；新模式则强化“服务”意识，各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及实体经济服务员通过政策培训会、制作政策解读短视频、目标企业精准画像、上门一对一宣讲等多种方式，强化惠企政策的宣贯与解读，为企业送政策上门，建立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从产品策略来看，旧模式忽视“制度供给”这一核心要素，往往只关注硬件设施的建设，如园区、厂房、设备等；新模式必须强化“软环境”建设，包括法治化营商环境、公平竞争机制、产权保护体系等，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从目标人群来看，旧模式倾向于扶持“大项目”、“大企业”，认为只有规模大才能带动发展；新模式则关注“专精特新”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认识到它们是创新的源泉和就业的蓄水池。例如，在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时，不能既要加大信贷投放，又要防控风险，还要不提高贷款利率，这种不可能三角的约束下，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如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完善信用评价体系等，才能真正解决融资难问题。

从沟通目标来看，旧模式习惯于“自上而下”的目标分解，往往忽视了地方的实际情况和差异性；新模式则鼓励各地结合实际研究提出目标并编制行动方案，同时国家层面提出统一工作要求以衔接审核各地目标，确保地方目标与国家战略方向一致。这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结合，既能保证改革的统一性，又能兼顾地方的灵活性。

当下的改革绝非简单的“政策叠加”，而是一场深刻的“机制重构”。面对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这一顽疾，新近发布的指导意见旨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其核心在于纠正过往改革中回避问题、缺乏顶层设计及过度依赖短期行政手段的偏差，将重心从“铺摊子”的加减法转向提质增效的乘法与除法。以电力体制改革为例，自 2015 年启动以来，我国已初步形成“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格局，并通过准许收入管理机制，将分布式发电交易产生的成本全额计入输配电价，这一实践既保障了改革公平，也验证了尊重市场规律、完善制度设计的重要性。面向“十五五”，改革更需从单纯的增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通过差别化电价、碳市场扩容等机制，将碳排放转化为企业的内部成本，倒逼其从被动节能转向主动创新；同时，在县域要素市场化配置中，更要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对待的要求，打通土地、资本、人才与数据流动的堵点，确保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在依法自愿有偿前提下依据规划入市交易，最终实现从依赖行政干预到依靠体制机制建设的根本转变。

我们要明白，一个人的财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也要考虑历史进程。如果你现在觉得钱越来越难赚，那么你得赶紧调整一下，是不是思维已经落后了。十年前，供给驱动的增长模式可能有效，但现在，只有依靠质量、效率、动力“三个变革”，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企业面临的不仅是减排压力，更是转型机遇。单纯依靠园区和企业自觉性难以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存在经济利益和思想认识阻力，因此需要政府部门出台明确有力的政策并分解目标。但更重要的是，要像研究人员提出分别独立设定源头减碳目标和碳移除目标的策略那样，通过“两条腿”走路，合力实现总体的净零目标。

改革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短期的波动所迷惑，不被表面的繁荣所欺骗。要看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决不是就碳论碳的事，而是多重目标、多重约束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

对于企业而言，数字化成为未来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方向。基于此，考察数字化是否能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提供理论参考。一些研究对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分析，发现企业大数据的应用会通过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从而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

然而，我们不能盲目照搬过去的经验。过去的一些改革存在思想上回避问题、态度上缺乏决断、认识上主要矛盾把握不准、系统性改革工程缺乏顶层设计、过度依赖短期行政手段、不允许改革“试错”等问题。新时代改革要充分地吸取教训、借鉴经验、总结规律，在改革的思路设计、决策执行、工作方式方法上做出适应新时代的转变。

我们要敢于面对“硬骨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第八届财新峰会上发表演讲，指出新时代的改革需攻克国企、财税、房地产及僵尸企业处置四个“硬骨头”。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福祉。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总体部署、分类施策。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过程中，应坚持总体部署，确保全国上下形成合力，共同为实现“双碳”目标而努力。同时，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的差异，根据其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差异化的政策，以确保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我们要打破“学归学做归做”的“两张皮”问题，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不能拖延，不能虚与应付。要将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作为衡量标准，让改革成果真正惠及企业和群众。

市场不是按照人群进行细分，也不是按照行业和产品品类进行细分，而是按照被唤起的心理状态进行细分。当我们在考虑改革的时候，并不是看“政策是什么”，而是看“市场主体需要什么”。这种思维转变，是新时代改革成功的关键。

任何的企业，都不可能反抗由无数消费者的选择组成的“看不见的手”，只能去调整和应用。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必须顺应这一趋势，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当行业中的“行政壁垒”并不适合你的时候，有这几种方法可以解决：超越地域限制，跑到全国统一的市场中去竞争；改变利益分配机制，让资源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识别行政手段的局限性，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市场化的问题。

有些问题很难解决，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优秀，而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被局限到固定的“类别”中。比如，我们习惯于用“地方保护”来解释市场分割，却忽视了深层次的财政体制和考核机制问题。只有跳出这种思维定式，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未来的市场，将不再是由行政命令主导，而是由数据、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决定。那些能够顺应这一趋势，主动拥抱变化的企业和地区，将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优势。而那些固步自封、试图通过行政手段维持旧有利益格局的，终将被市场淘汰。

所以，回到改革这个核心目标，你可以做的根本方案是：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其放入“高质量发展”的新维度中，而非盲目依赖短期的行政手段。正如吉首市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落后过剩产能出清以提升产业活力与质量，并加强品牌质量建设，大力实施“互联网+、大数据+、机器人+、标准化+”，实现了从“铺摊子”到“上台阶”的转变。

“十五五”时期，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中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一进程的核心在于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从过度依赖短期行政手段转向体制机制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发布的指导意见，旨在解决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建立统一国内市场，但这并非滑向中央计划，而是将资源配置导向最需要的地方。改革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并充分预估政策“副作用”与市场主体的反应。正如电力体制改革所展现的，自 2015 年新一轮改革启动以来，“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格局初步形成，统一市场协调运作的总体框架基本建成，这为后续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完善绿电交易机制及构建包含中长期、现货及辅助服务的市场体系提供了实践样本。同时，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需向纵深推进：在土地方面，国务院办公厅提出在依法自愿有偿前提下，允许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依据规划改变用途入市交易，并在企业上市合规性审核中给予其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对待；在能源与绿色领域，通过完善差别化电价、碳市场扩容及绿证交易，让碳排放转化为企业内部成本，倒逼企业从“要我节能”转向“我要节能”；在县域层面，则需畅通土地、资本、人才及数据四大要素流动，特别是建设产业大数据平台以释放数据价值。吉首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验表明，加快落后产能出清并加强品牌质量建设，能有效提升产业活力。面对过去改革中存在的回避问题、缺乏决断及系统性工程缺乏顶层设计等短板，新时代改革必须纠正过度强调增量扩张的倾向，实现从“铺摊子”向“上台阶”、从简单加减法向质量效率乘除法的转变，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

我们要明白，改革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既要敢于打破旧有的利益格局，又要善于构建新的制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前面的分析层层递进：越靠前的方法，见效快，但容易反弹；越靠后的方法，挑战大，但长期价值高。这些方法分别是：从增量转向存量、从行政转向机制、从单一转向系统。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但归根结底，一流的解决方案与二流方案的区别，往往不在于“政策文件发了多少”，而在于“市场主体感受到了多少”。

当我们不再问“如何下达更多指令”，而是问“如何激发内生动力”时，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正如电力市场化改革通过完善绿电交易机制，构建包含中长期、现货及辅助服务的电力市场体系，实现了能源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

所以，回到改革这个核心目标，你可以做的根本方案是：重新思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将其放入“系统协同”的新维度中，而非盲目追求局部的短期利益。

当你的消费者在使用你产品的时候，内心有负面形象（相当于拒绝群体），就可以把该群体转化成喜爱群体来解决。在改革中，那些对市场化改革心存疑虑的群体，也可以通过展示改革的实际成效，将其转化为支持者。

任何的企业，都不可能反抗由无数消费者的选择组成的“看不见的手”，只能去调整和应用。同样，任何地方政府，都不可能反抗由资源流动规律决定的“看不见的手”，只能去调整和应用。

恰当的帽子赢得青睐。当市场主体需要建立“创新者”、“高效者”的形象时，用科学的制度设计给他们戴上“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帽子，就会赢得超越政策功能价值的青睐。

我们应当看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触及的不仅是经济利益，更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韧性，既要敢于碰硬，又要善于引导。

未来的竞争，将是制度竞争力的竞争。谁能建立起更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体系，谁就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

让我们以清醒的头脑、务实的态度，共同推进这场伟大的变革。因为，只有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才能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改革的路还很长，但方向已经明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迈出那关键的一步，是否有智慧构建那关键的机制。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唯有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才能在变局中开新局。

当我们将目光从“短期指标”转移到“长期制度”上，当我们将重心从“行政推动”转移到“市场驱动”上，改革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

真正的市场化改革，绝非在旧有框架上修补几处漏洞，而是一场彻底的重塑。它要求我们将目光从“如何下达指令”彻底转向“如何构建规则”，让价格信号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指挥棒，让优胜劣汰成为企业生存的唯一法则。当政府退回到“裁判员”的本位，不再越俎代庖干预微观经营，市场主体方能卸下包袱，依据真实的成本收益分析做出最优决策，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

这种转变的实质，是信任机制的重建与制度成本的降低。唯有通过法治化、透明化的制度供给，消除政策执行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敢投、不愿投、不能投”的结构性难题。改革的最终成效，不取决于文件下发的数量，而取决于市场要素流动的顺畅程度；不在于政府做了多少事，而在于市场是否真正“说了算”。只有当每一个市场主体都确信规则公平、产权受护、竞争有序时，那种源自底层的、不可阻挡的增长动能才会自然涌现。

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打破旧有框架，构建统一、开放且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指出，解决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由之路，这要求改革必须彻底扭转过去思想上回避问题、缺乏顶层设计及过度依赖短期行政手段的倾向。从“铺摊子”的增量扩张转向“上台阶”的质量提升，意味着资源配置不再依靠行政指令，而是让价格信号发挥决定性作用。以能源领域为例，自 2015 年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已初步形成“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格局，通过完善绿电交易机制与辅助服务市场，不仅构建了包含中长期、现货及辅助服务的完整体系，更让分布式发电的成本通过准许收入管理机制得到合理回收。在要素配置上，国务院办公厅提出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依法自愿有偿前提下入市，并在上市审核中给予其与国有土地同权对待，旨在畅通土地、资本、人才及数据等要素流动，特别是通过建设产业大数据平台打破数据壁垒。正如南京大学经济学家刘志彪所言，开放公平的市场机制能将资源精准配置至创新最需要的地方，推动经济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未来的改革需顺应市场经济客观规律，通过差别化电价、碳市场扩容等机制，将碳排放转化为企业内部成本，倒逼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创新，从而在体制机制建设上真正实现从“加减法”到“乘除法”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