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不到 8 年内完成了对《巴黎协定》的第三次“进退”：继 2017 年特朗普政府首次退出、2021 年拜登政府重返后，特朗普再次就任并于 2025 年 1 月 27 日签署行政令正式通知联合国退出，该决定将于 2026 年 1 月 27 日生效。这一反复无常的举动直接切断了全球气候资金的动脉，导致发达国家在 2020 年前每年出资 1000 亿美元的目标实现难度剧增，严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曾承诺到 2025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较 2005 年下降 26%-28%，随着退出生效，该目标面临落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排放控制的不确定性。在“责任共担”维度，美国抽离后，印尼、阿根廷等国已重新审视其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部分官员表示若大排放国不承担责任，发展中国家不应被迫履行严苛目标；尽管欧盟强调《巴黎协定》仍是最佳希望，但全球合作信任危机已然显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政府选择退出，由苹果、谷歌等 729 家企业组成的"America Is All In"联盟仍正积极推动气候减排行动。

驱动这一系列行为的深层心理机制是“损失厌恶”。在旧模式（合作期）下，决策者倾向于规避因退出而失去的国际声誉与资金流入等“确定性损失”，从而维持承诺；而在新模式（退出期）下，面对国内产业竞争压力，决策者将“遵守协定”视为一种需要主动承担的“潜在损失”，转而通过行政令制造“即时解脱”的快感，以此抵消履约成本。这种心理偏差导致美国宁愿牺牲长期气候信誉，也要换取短期的政策回旋空间。

面对这一由心理机制驱动的行动范式，全球应对策略需从单纯谴责转向基于机制的破局：首先，建立“损失对冲”机制，明确告知各国若因大国退出而遭受资金损失，将触发特定的补偿或替代方案，从而降低发展中国家因恐惧损失而降低目标的冲动；其次，推行“企业级锚定”策略，正如苹果、谷歌等 729 家巨头组成的"America Is All In"联盟所示，将气候承诺从政府意志下沉为企业契约，利用市场力量对冲政府信用的崩塌；最后，强化“科学论证”的刚性约束，当重大战略或减排目标发生剧烈变动时，必须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与程序更新，避免情绪化决策导致的政策反复。

中国以积极建设性姿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不仅为《巴黎协定》的达成与落实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更在动荡中成为稳定的压舱石。当美国因心理偏差选择退场，全球气候治理正被迫从“大国引领”转向“多元共治”，唯有正视并化解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方能重建受损的信任基石。

这并非因为气候科学出现了新的争议，也不是因为技术路径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而是决策者对“短期政治周期”与“长期生存风险”之间平衡点的阈值出现了巨大偏差。

当外部环境发生剧变时，旧有的成功逻辑往往最先失效。过去二十多年，全球气候治理建立在一套脆弱的信任契约之上：发达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发展中国家承担转型责任，共同迈向温控目标。然而，2025 年 1 月 27 日，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一决定将于次年 1 月 27 日生效。这是美国在不到 8 年内的第三次“进退”该协定——从特朗普政府 2017 年的退出，到拜登政府 2021 年的回归，再到此次特朗普再次就任后的决绝离去。

这一行政令的签署，不仅是美国气候政策的急转弯，更是全球气候治理旧有共识体系的系统性崩塌。作为人均碳排放高达 14.6 吨的历史最大排放国，美国在不到 8 年内第三次“进退”《巴黎协定》，其反复无常直接导致发达国家每年出资 1000 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承诺面临落空，同时使其 2025 年减排 26%-28% 的法定目标化为泡影。这种“搭便车”策略的回归，不仅迫使印尼、阿根廷等国重新评估自身生存策略，更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信任危机，动摇了各国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的基石。然而，即便政府背弃承诺，以苹果、谷歌为代表的 729 家企业组成的"America Is All In"联盟仍坚持推动减排，这种“机制→行为”的错位反衬出政治意愿与商业理性的深刻割裂。

在旧有的气候治理模式下，各国倾向于通过签署具有象征意义的承诺来展示领导力，而在新的单边主义冲击下，决策逻辑开始转向极度的风险规避与短期利益最大化。

在旧模式下，评估气候行动的标准往往是“承诺的宏大程度”。各国倾向于设定激进的长期目标，如将 2050 年设为碳中和节点，以此获得国际赞誉和国内政治资本。这种“先承诺后验证”的行为模式，虽然缺乏即时约束力，但能迅速凝聚共识，推动规则制定。相比之下，新模式下的行为特征则是“行动的即时可见性”。决策者不再看重长期的愿景蓝图，而是聚焦于当下能否立即带来经济回报或政治安全。例如，在能源政策上，旧模式支持向新能源的渐进式转型，而新模式则倾向于放松对化石能源的监管约束，认为这是保障短期能源安全和经济稳定的必要手段。

这种差异在风险感知维度上同样显著。旧模式下的国家将气候变化视为一种“外部性”，认为通过集体行动可以分摊成本，因此倾向于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而新模式则将气候风险视为“内部威胁”，认为如果不立即采取保护性措施（如限制进口、扶持本土产业），本国将面临不可控的冲击。于是，我们看到美国退出协定后，不仅不再履行资金支持承诺，还试图通过行政手段重构贸易壁垒，将气候问题武器化。

这种从“集体理性”向“个体防御”的滑移，其根源在于一种深层的心理机制——损失厌恶与框架效应的错位。

在旧模式背景下，决策者往往被“框架效应”所主导，将气候行动视为一种道德义务或战略机遇。在这种框架下，投入资源被视为投资未来，即使面临不确定性，人们也愿意为了“避免后悔”而采取行动。然而，当美国式的单边主义成为新的参照系时，心理机制发生了剧烈反转。此时，“损失厌恶”被无限放大。对于掌权者而言，任何需要长期投入、短期看不到回报的气候政策，都被自动归类为“潜在的损失”。

这种心理机制在旧模式下促使决策者寻求国际协调，试图通过分摊风险来降低自身的相对损失；而在美国退出的新模式下，该机制被触发为极度的防御性收缩。决策者不再关心全球温控目标是否达成，而是极度关注本国选民是否会在任期内感到“吃亏”。于是，退出协定、放松环保法规、优先发展化石能源，变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止损”行为——即便从长远看这是灾难性的，但在当下的政治心理账户中，这被视为一种理性的自我保护。

更进一步看，这种心理机制解释了为何美国企业界与政府层面对气候问题的态度会出现割裂。尽管美国政府选择退出《巴黎协定》，由 729 家企业组成的联盟"America Is All In"，包括苹果、谷歌、宝洁等巨头，却依旧坚守气候承诺。这是因为在企业的决策框架中，气候行动不再仅仅是道德选择，而是供应链安全和市场准入的硬性要求。国际大客户提出的碳减排要求正沿着供应链加速传导，迫使企业不得不升级技术、优化流程。而对于政府而言，只要不涉及直接的财政补贴或产业保护，他们便乐于将气候责任推卸给市场和社会，从而在心理上维持一种“我已尽责，无需再管”的舒适区。

面对这种“政府退群、市场留守”的复杂局面，全球治理的行动范式必须从“依赖共识”转向“构建韧性”。

传统的策略是等待大国带头，通过顶层设计的突破来带动整体进程。但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印尼和阿根廷等国已重新考虑气候政策的背景下，这种策略已难以为继。新的行动范式要求各国必须从“被动履约”转向“主动构建”。具体而言，应利用国内碳市场的独立性来对冲国际合作的缺失。例如，中国自签订《巴黎协定》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涉碳案件数量累计近 112 万件，显示出司法实践对气候行动的强力支撑。这意味着，即便没有美国的资金注入，各国仍可通过强化国内法治环境，确保减排目标的刚性落地。

同时，必须避免陷入“零和博弈”的陷阱。美国退出可能引发其他国家跟随调低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但这不应成为降低自身标准的理由。相反，应利用这一危机倒逼技术革新。当外部资金渠道受阻时，应更加依赖技术创新来降低减排成本。彭华岗曾建议推进 ESG 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其中“顺应全球趋势吸收国际经验”与“考虑发展阶段进行全局谋划”正是应对当前局面的关键。各国不应盲目追求与发达国家完全一致的短期目标，而应制定符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工业化阶段的长期路径。

更深层次地看，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将不再是关于“谁承诺更多”，而是关于“谁更能独立解决问题”。

美国在不到 8 年内的三次“进退”，暴露了将气候政策完全绑定于短期选举周期的致命缺陷。这种不稳定性不仅削弱了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石，更让那些真正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陷入两难：是跟随大国步伐降低标准，还是坚持独立道路承担额外成本？

答案显然在于后者。历史经验表明，那些试图通过投机取巧来规避责任的策略，最终往往会被市场和技术发展的洪流所抛弃。相反，那些能够跳出短期政治噪音，坚持长期主义、构建独立韧性体系的国家，将在新的全球秩序中占据主动。

气候变化的物理规律不会因为某份行政令的签署而改变，温室气体的累积效应也不会因为某个大国的退出而停止。当外部的大国不再愿意承担公共品的供给责任时，剩下的国家唯有通过加强多边协调、深化南南合作、提升自身技术能力，才能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找到确定的生存之道。

当政治意志在选举周期的潮汐中反复摇摆，气候治理的锚点便只能从“大国承诺”转向“系统韧性”。美国退出的实质并非气候科学的失效，而是将全球公共品私有化的逻辑彻底破产。在这种背景下，任何试图通过降低标准来换取短期喘息的国家，最终都将面临被全球产业链与技术迭代边缘化的代价。那些能够跳出“搭便车”的幻想，转而通过强化国内法治、激活市场机制、深耕技术创新来构建独立减排能力的国家，才真正掌握了应对不确定性的主动权。

2025 年 1 月 27 日，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将退出《巴黎协定》，该决定将于次年 1 月 27 日生效，这是特朗普政府继 2017 年首次退出、2021 年拜登政府重新加入后的第三次“进退”循环。这一政治决断直接导致美国承诺的 2025 年较 2005 年减排 26%-28% 的目标落空，并使其不再履行发达国家每年出资 1000 亿美元的承诺，致使全球绿色资金缺口扩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与信心遭受重创。美国的举动已产生涟漪效应，印尼、阿根廷等国正重新评估自身气候政策，部分官员认为若大排放国逃避责任，发展中国家不应被迫承担严苛减排目标，全球合作信任面临严峻考验。尽管美国联邦政府选择脱钩，但由苹果、谷歌等 729 家企业组成的"America Is All In"联盟正独立推动减排行动，试图在政策真空中维持气候治理底线。相比之下，中国始终以积极建设性姿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为协定达成与落实作出历史性贡献，凸显了在政治意志摇摆中，唯有通过强化法治、激活市场机制与深耕技术创新构建独立减排能力的国家，才能真正掌握应对不确定性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