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双碳”目标的压舱石，缺了它，一切承诺都是空中楼阁

当前，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警钟日益敲响，以及国内经济社会转型的深水区全面到来，“碳达峰、碳中和”已不再仅仅是环保部门的独角戏，而是成为了全行业突破资源瓶颈、重塑竞争格局的关键抓手。

近年来，司法体系与立法机关正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化治理模式。为固化经验，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高院等权威部门于近期密集发声，联合推动《关于以法治力量推进“碳治理”落地见效》等指导性意见的落实，谋划实施包括碳排放法律体系构建、司法审判规则完善在内的数十项重点举措。

这一系列动作，旨在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治理法治体系，助推能源、交通、建筑等关键领域调优调绿，助力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国。

大多数人以为“双碳”只是技术问题或经济账，其实不然。 你大概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企业想减排，但不知道标准在哪；政府想监管，却苦于缺乏法律依据。这就是典型的“无头苍蝇”式治理。

实现“双碳”目标，本质上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正如高层所强调的，要把这一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但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场硬仗。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向国际社会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不仅是外交辞令，更是对国内动员令的庄严回应。然而，现实情况却给了人不少冷思考。

看看当下的气候立法现状，《巴黎协定》生效以来，我国气候立法明显提速，但“双碳”规范的依据仍然大部分停留在国家政策层面。这就好比你开了一家餐厅，菜单上写着“今日特供健康餐”，但后厨没有操作规范，监管部门也没有执法依据，万一出了食品安全事故，谁来担责？

目前的规则体系中，缺失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基础性规则，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专门立法更是长期缺位。这就造成了巨大的“法律真空”。政策可以灵活调整，但法律必须稳定预期。如果企业今天按政策减排，明天政策风向变了，所有的投资都打水漂了，谁还敢真金白银地投入绿色技术？

这种“政策热、法律冷”的落差，正是当前治理的最大痛点。很多环保督查之所以陷入“运动式执法”的怪圈，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常态化的法律支撑。没有法律的刚性约束，环保就成了“一阵风”，风头过了，排放照样反弹。

在此背景下，巩富文委员提出的“从‘碳法规’到‘碳法律’再到‘碳法治’"的三阶跃迁思路，显得尤为犀利且必要。这不仅仅是修修补补，而是地基的重建。

如果我们将时间倒推回几年前，看看当时的场景：各地都在搞“双碳”试点，有的地方发了红头文件，有的地方搞了碳交易小圈子，但全国一盘棋的法治框架几乎不存在。

案例 A：某沿海制造业大省的困境
该省一家大型化工企业，设备先进，技术达标，但在一次省级环保督察中被判定为“碳排放超标”。依据是什么？依据的是省里的行政命令，而非国家法律。企业不服，因为当时的法律只规定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上限，对二氧化碳的排放缺乏明确的法律责任界定。结果，企业为了自保，不得不花费巨资购买碳配额，甚至面临停产风险，而真正的减排红利却因法律滞后被浪费。这就是典型的“政策先行，法律滞后”带来的执行混乱。

案例 B：某新能源城市的先行探索
反之，在另一个城市，当地政府虽然也处于法律空白期，但率先参照国际标准，通过地方性法规明确了碳排放的核算方法和交易规则。结果如何？碳交易市场的活跃度是邻市的十倍，绿色信贷资金源源不断流入。虽然法律层级不够高，但这种基于法治精神的先行先试，反而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让资本看到了确定性。

这两个案例的对比极其残酷：在法治缺位的地方，环保变成了企业的“生死劫”；在法治探索的地方，绿色转型成了企业的“新红利”。这揭示了一个核心事实：核心能力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对规则的掌控力。 谁先建立起清晰的碳法治框架，谁就能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那么，具体该怎么破局？巩富文委员的处方单可谓详细且直击要害，我们需要将其拆解为可执行的战术动作。

第一招：补全“碳法规”的拼图，建立全覆盖的制度笼子。
这不仅仅是写几个条文那么简单，而是要构建一个严密的法规体系。

  • 首先，要搞“总量控制”。就像限制人口增长一样，必须确立碳排放的天花板。这意味着要建立碳排放强度控制和总量控制的法规体系，明确多少行业、多少区域能排多少碳。
  • 其次，要搞“标准统一”。目前的标准五花八门，有的地方按产值算，有的按能耗算，数据根本对不上。必须建立碳排放标准化、准入制度法规，让每个企业的排放都有一把统一的尺子去量。
  • 最后，要搞“责任闭环”。排多了怎么办？必须有超标排放责任追究机制；排少了怎么奖？必须有低碳产品政府采购和表彰奖励。这就像交通法规，有违章罚款，也有礼让行人奖励，缺一不可。

第二招：升级“碳法律”的层级，让减排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
目前最紧迫的，是将政策上升为法律。
最直接的路径是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别觉得这和碳没关系，空气质量和碳排放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必须统一“空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把二氧化碳减排纳入联合管控。这就好比以前只查尾气里的黑烟，现在要查引擎的“碳排放效率”，必须一把抓。
更重磅的是，要制定专门的《气候变化应对法》。这部法律就是“双碳”目标的宪法性文件。它要明确规定基本原则、战略规划、机构怎么设、钱从哪来、罚多严重。要把碳排放权交易、监测、评价等关键制度都写进去。法律的魅力在于稳定性，一旦写入法律，除非经过法定程序，否则不能随意更改。这就给了企业吃下“定心丸”：只要合规，未来十年都安全。

第三招：推进“碳法治”的融合，实现源头治理。
最高级的治理，是防患于未然。
要制定促进节约能源、降低消耗的法律，从源头上遏制高碳生产。这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事前预防。比如，强制要求新建工厂必须通过“碳足迹”评估，达不到标准的，直接不予立项。
同时，要用法治手段推动技术革新。研发、推广、转化低碳技术，不能靠情怀，要靠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要让绿色金融有法可依，碳税、碳交易要有明确的法律背书，防止市场操纵和欺诈。

这一系列动作，构成了从“现状混乱”到“目标清晰”的完整闭环。但这只是第一步，有了法律条文，没人执行也是一纸空文。这就需要强大的机制保障。

  • 资源支持：钱和人必须到位。
    法治的落地，离不开资金支持。国家财政要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低碳技术研发和转型。更关键的是要激活社会资本，通过创新碳税、碳财政制度，引导信贷、证券、保险等绿色金融工具进场。要让守法的企业有回报，让违法的企业付出高昂代价，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环境。

  • 制度保障：标准与监管必须硬。
    没有独立的第三方监测，碳排放数据就是“自说自话”。必须建立严格的碳排放信息管理法规，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监管部门要有牙齿，对弄虚作假、超标排放的行为，要依法严惩，不能搞“下不为例”。

  • 协同机制：各方必须同向发力。
    这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更是全社会的事。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必须一体遵循。政府要依法行政，企业要依法履责，社会要依法监督。要把污染防治、能源利用、生态保护等分散的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合，编纂“生态环境法典”。这就像把散落的珍珠串成项链，形成一张严密的法治大网，让任何试图钻空子的行为都无处遁形。

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稳中推进。这不是保守，而是务实。如果步子迈太大，反而容易摔跤。

巩富文委员指出，将继续以法治力量促使政策、市场、技术、资本、社会同向发力。这不仅是中国的选择，也是世界的趋势。当法治成为“双碳”治理的底色，我们才能真正摆脱“运动式减碳”的阵痛，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碳法规”和“碳法律”，从基础维度的核算到控制维度的约束，两者相互衔接、共同作用，成为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碳法规”，可更加精准地核算碳排放强度与总量，是实施“碳法律”、实现绿色转型的基础和前提。它解决了“怎么算、怎么管”的问题，让数据说话。

“碳法律”，则是实现“双碳”愿景的主流选择。相对于单纯的行政命令或其他临时性减排政策，“碳法律”机制具有稳定性、强制性和连续性的巨大优势。

  • 它首先是全领域的覆盖，将能源、交通、建筑、工业等所有排放源纳入法治轨道，不留死角。
  • 其次是全链条的管控，从生产、消费到交易、补偿，每一个环节都有法可依，形成闭环。
  • 最后是全主体的约束，政府、企业、个人，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执行者，都在法律的笼子里运行，权责清晰。

“碳法规”叠加“碳法律”制度，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下最为重要的政策措施，是世界各国的主流选择，也是实现我国“双碳”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别再把减排当成负担，在法治的护航下，它将是企业最坚实的护城河，是国家最有力的通行证。